张春满：政党概念的“大西洋分歧”与利基政党对传统政党概念范式的冲击
摘 要：政党的出现是西欧和北美政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尽管英国和美国都是政党政治的先发国家，但是二者对于政党的认识却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将其称为政党概念的“大西洋分歧”。进入20世纪后，西方学者一直在试图弥合政党概念的大西洋分歧，从而达成政党概念的研究共识。然而随着利基政党的兴起和发展，传统的以选举为核心的政党概念范式又遇到了新的冲击。在21世纪，我们需要从现代性和后现代的视角来思考政党的当代使命。欧洲中心论下的政党概念范式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学术界也需要从更加开放和宽广的视角来理解政党。
关键词：政党；“大西洋分歧”；利基政党；欧洲中心论
社会科学研究往往是从对研究对象进行准确的概念定义开始的。政党政治研究首先要从政党的概念出发。尽管政党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已经活跃了几百年，但是如何对政党做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却迟迟未能完成。对此，约翰·怀特说道:对于如何定义政党以及政党应该具有何种功能，我们很难客观地做出讨论。这些是规范性的问题，而且政治学家给出的答案也在随着时间而改变。
现代政党和政党政治起源于西欧和北美。尽管英国和美国都是政党政治的先发国家，但是二者对于政党的认识却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将其称为政党概念的“大西洋分歧”。面对这种分歧，西方学者在20世纪尝试达成研究共识。欧洲中心论下的政党概念延续两百多年之后，尽管依然是学术界的主流概念范式，但是面临着来自西欧内部政党实践发展的挑战。
一、政党概念研究“大西洋分歧”的产生
现代政党最早是在英国产生的，早期的政党概念也来自英国。虽然英国学者大卫·休谟(David Hume)未曾对政党下过严谨的定义，但他认为政党是宪政模式政府的自然产物，政党随着政府内部狭隘情绪和利益分野的增长而出现。与休谟同世纪的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保守主义理论家埃德蒙·伯克为政党所下的定义至今仍有影响。他认为，政党就是一群人团结在一起，根据他们彼此同意的特别原则，通过共同的努力而推进实现国家利益。他的定义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比较模糊，但是伯克的重点是强调原则的重要性。因为伯克曾经担任过英国辉格党(Whig Party)的国会议员，所以一些人认为伯克的定义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只是为了对18世纪的辉格党进行理论辩护。虽然伯克的定义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是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他至少为某一种类型的政党提供了一个规范意义上的政党标准。即使他是在为辉格党进行理论辩护，那也是在强调辉格党是坚持特定原则的政党，而不是普通的政治组织。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现代政党也开始在美利坚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有趣的是，包括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在内的建国一代人对政党是比较反感的。在他们眼中，政党等于派系，因为派系以追求私利为目的，所以政党会给这个新生的国家带来混乱。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经为派系下过定义:派系就是一群公民，不管是整个社会的多数还是少数，他们被普遍的一些激情冲动或者利益所驱使而团结一致地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构成伤害，或者是对整个群体永恒的和共同的利益构成伤害。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麦迪逊和美国的联邦党人是非常厌恶派系的，他们认为派系或者政党的存在会伤害公民的利益，也就进而损害了这个新生国家的整体利益。需要指出的是，麦迪逊所指的激情和利益是特定背景下的激情和利益，它们都与选举相关，不是泛指的激情和利益。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于后来美国学界对政党的认识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虽然华盛顿对政党的不满几乎人尽皆知，但是在政党的命运上，美国历史发展中最为诡奇的一幕很快发生了。
尽管党派政治的初始声誉并不好，美国在19世纪还是发展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美国和英国一样产生了两党制，但是政党在两个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却存在很大的区别。因为这些区别的存在，美国人对于政党的定义也与英国不一样。美国学者安森·莫斯在189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对政党进行过界定。他认为，政党是一个持久的组织。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讲，它是由一群被共同原则所团结起来的公民组成的。在更加复杂的意义上，它是由两个或者更多的被共同政策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团体组成的。它们所追求的不是全体国民而是它们所代表的特殊群体或者多个群体的利益和观念的实现。莫斯对政党的定义虽然也提到了原则，但是重点是强调政策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把伯克和莫斯的定义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英国早期的政党概念更强调原则，而美国的政党概念则更强调政策意义。对于这个分歧，本文将其称为政党概念的“大西洋分歧”。那么西方学术界如何弥合这个政党概念的“大西洋分歧”?
二、20世纪的政党概念研究:弥合“大西洋分歧”?
政党的概念得到真正系统性的研究是20世纪的事情。随着西方民主在20世纪向全世界扩展，政党在非西方国家纷纷兴起。在这种情况下，对政党概念开展系统性的研究就成了学界的当务之急。而这也为弥合大西洋分歧创造了条件。到了20世纪后半叶，英美学者普遍倾向于从选举和国家中心主义的角度来定义政党。
在政治学的经典著作《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美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唐斯写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一个政党就是一群人组成一个联盟，以此来通过法律手段控制管理机构”。这里的管理机构毫无疑问是指代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而他强调的法律手段是指具有合法性的手段。另外一位对政党的概念研究做出奠基性贡献的美国学者是著名的政治学家沃尔德马·基。基的创新之处在于正式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政党概念。他把政党定义为“三位一体互动体制”(tripartite systems of interaction)。政党是怎样的三位一体呢?他提出了“选民中的政党、作为组织的政党和政府中的政党”三个视野。选民中的政党是指政党的存在依赖于选民认为自己是某个党派的党员。作为组织的政党是指政党的存在依赖于使它保持运行的领导、官员、职员和预算。政府中的政党是指政党的存在依赖于政府官员认为自己是某个党派的党员。基的这个政党概念对后来包括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在内的诸多政党政治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概念鲜明地指出了政党的活动内容，因此被弗兰克·索拉夫写进了他的美国政党教科书。
总体来说，美国的学者比较早地倾向于把政党与赢得选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约瑟夫·史莱辛格认为，一个政党就是组织起来的一个团体，其以团体的形式赢得公共职位的选举从而控制政府。同理，列昂·爱泼斯坦也认为理解政党必须从选举开始。他认为，任何一个团体，不管它的组织是多么松散，只要它在一个给定的名称下试图选出政府的掌管者，那么它就是政党。这种功能主义导向的政党概念在美国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因为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政党的作用主要是服务于选举。
同一时期，西欧的政党学者也在发展政党的研究，但是欧洲学者倾向于不为政党提供一个清晰的定义。例如，在德国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意大利学者安格鲁·帕尼比昂科(Angelo Panebianco)等人的研究中，我们找不到一个简洁清晰的政党定义。但是他们会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观点。例如，在《寡头统治铁律》中，米歇尔斯提到政党必须保持民主倾向性，必须建立在多数人的基础之上，必须与群众在一起。谈到政党的研究，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就是意大利学者乔万尼·萨托利对政党的认识。在《政党和政党体制》这本经典著作中，萨托利没有为政党下一个简洁的定义，但是他着重强调了政党的三个方面。第一，政党不是派系。政党虽然发源于派系，但是政党必须是超越派系的，萨托利此举是为了给政党正名，指出政党并不是像派系那么狭隘地固执地关注自己的小集团利益。第二，政党是整体的部分。这就是说，政党是代表整体的部分，它试图通过服务整体的一部分来服务整个总体。这与仅仅代表社会中一部分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第三，政党是表达的渠道。政党在现代政治中有多重功能(例如代表功能和动员功能)，但是萨托利最为看重的是政党作为表达渠道的功能。萨托利的研究代表着西欧学者重视政党与选举和国家的联系。例如，他强调政党是表达的渠道，而选举是西方民意最主流的表达渠道。
面对北美和欧洲学者对政党所下的繁多定义，学术界在思考如何把这些概念融合到一个谱系之中，从而对政党的概念研究形成更多共识来弥合“大西洋分歧”。在这方面，吉拉德·波姆珀(Gerald Pomper)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从模式、目标和导向三个方面为很多政党定义找到了自己的谱系坐标(见表1)。波姆珀把目标分为集体的目标和联合的目标。掌权的党团、意识形态群体、政策倡议和社会运动是集体目标下的政党概念归类。在联合的目标下，他分出了四种政党定义。第一种是官僚组织类，卡特尔化的政党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城市机器是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重要的政党形式。从大众角度来看，政党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发展为个人派系组织，它是城市机器在更加狭义条件下的结果。最后一种是谋取公职的理性团队。可以说，表1所总结的政党概念分类还是非常全面的，基本上把众多政党概念都涵盖到了。尤其是波姆珀提到的“谋取公职的理性团队”(选举的视角)和“官僚组织”(国家主义的视角)，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西方学者对主流政党概念的范式理解。
在弥合政党概念的大西洋分歧方面，西方学术界日益以选举和国家主义作为弥合分歧的分析视角，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发展正在对这个主流的政党概念范式形成新的冲击。其中，最为重要的冲击来自西欧出现的利基政党(niche party)。利基政党出现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定义利基政党?利基政党的崛起对主流的政党概念范式产生了什么冲击?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三、利基政党的崛起及其对政党概念范式的冲击
政党的概念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新的形势变化会催生出新的理论认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政党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些外部环境的改变为利基政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与政党相关的重大变化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达工业国家开始步入后现代社会。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大量研究表明，很多发达工业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已经开始步入后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在后现代社会中，公民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会降低，对非物质主义的追求和关注度则迅速上升。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保护，他们不愿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更快的经济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关注环保议题的绿党在欧洲迅速兴起，并且对欧洲政党政治的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第二，公民的政治热情在逐步降低。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天生是政治动物。既然人是政治动物，那么参与政治的热情应该是较高的。在历史上，群众型政党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兴起和兴盛，正是得益于公民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但是随着体育、娱乐活动越来越发达，这些非政治领域开始占据普通公民更多的时间。人们对待国家政治生活的严肃精神正在被很多非政治因素所消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在西欧国家党员人数在锐减，公众加入政党的积极性正在急速减弱。正是因为与社会的逐渐“脱钩”，政党模式才实行了从群众型政党向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全方位政党向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的转型。而且当前的趋势表明，有些政党甚至是在完全没有正式党员的情况下运行的。
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以互联网、新型通信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正在迅速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彼此的互动关系。随着以“脸书”(Facebook)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与他人发生频繁的互动，这一点在年轻人群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一份针对127所北美高校36950名学生的问卷发现，90%的学生使用社交网站。而在使用社交网站的群体中有97%的人是脸书的用户。这些社交网站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在新的形势下，主流的政党概念范式正在面临着来自西欧内部政党实践发展的挑战。
在西欧内部政党实践中，对政党概念形成巨大冲击的是利基政党的兴起。“利基”(niche)的原意是墙面中出现的一些缝隙，所以利基政党也可以被称作缝隙政党。利基这个概念已经是生物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领域中一个比较成熟的概念。利基作为一个概念最早进入到政治学领域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利益集团研究文献中，部分学者开始引入利基概念来分析部分利益集团的行为。之后，利基概念在非政府组织研究和社会运动研究中都得到了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利基概念的出现帮助学者更好地连接起一些既有的研究，从而为形成一种广义的或者整体性的理论做出了贡献。例如，弗吉尼亚·格雷和大卫·洛厄借助组织利基理论尝试构建出利益集团的一体化理论，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利益代表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路径。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政党政治学者把利基理论引用到了西方政党的分析视野之中。
利基政党进入到政党政治领域始于2005年的一篇论文。美国罗切斯特大学邦妮·马基德教授在研究传统政党对单一议题的小党的影响时首次提出了利基政党的概念。这篇论文截止到2019年已经被引用了1038次，成为政党政治研究领域高引用的一篇论文。她以这篇论文为基础而完成的著作《不对称的政党竞争》获得了三项学界大奖。马基德认为利基政党有三个关键特征。第一，利基政党拒绝了传统的以阶级为导向的政治;第二，利基政党所提出的议题不仅新颖，而且与现在已存的政治分割线并不重合;第三，利基政党很注意对自己的议题倡议进行限制。马基德对利基政党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是她的这个定义不够简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詹姆斯·亚当斯和他的合作者为政党下的定义是，利基政党是指那些或者代表一种极端意识形态的政党，或者是一种非中心的意识形态的政党。马库斯·魏格纳(Markus Wagner)认为马基德的定义太过复杂，而亚当斯的定义又过于简单。他提出，利基政党是那些用一些非经济议题开展竞争的政党。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丹尼尔·比朔夫结合了利基营销的概念，提出利基政党是那些在一个狭窄的市场部分中占据市场份额优势的政党。
除了从意识形态、议题、竞争等角度，也有政党研究者从立法投票行为来定义利基政党。当我们在考虑如何定义利基政党的时候，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从测量的角度出发来为利基政党下定义。因为政治科学的研究不仅仅要解决概念上的问题，也需要从现实中利用数据来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和测量。在这方面，托马斯·梅耶和伯恩哈德·米勒的研究很好地回应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要比较不同利基政党的利基性就需要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定义。因此，他们提出，利基政党概念的理论核心在于议题重心，一个利基政党应该只关注那些被它的对手所忽视的政策领域。魏格纳的研究也讨论了利基政党的测量问题。本文对利基政党的介绍不是为了对利基政党做出一个确切的定义，更不是为了对利基政党的测量问题给出自己的方案。这部分的讨论是希望借助利基政党的概念来再次证实对政党定义的讨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出现了新的理论难题。
那么哪些政党属于利基政党，哪些不属于呢?一般来讲，地区主义政党、绿党和极端右翼政党往往被认为是典型的利基政党。上文总结了利基政党不同的定义，有些定义的外延比较宽，那么能够包括的政党就比较多。例如，按照亚当斯的定义，除了地区主义政党、绿党和极端右翼政党，很多西方国家的极端左翼政党和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也可以被归为利基政党。按照魏格纳的定义，只要一个政党所倡导的议题不是经济议题就可以被归为利基政党，这样能够包含的政党就更多了。而有些定义的外延比较窄，那么能够被称为利基政党的政党就比较少。按照马基德的定义，只有绿党和极端右翼政党比较符合利基政党的标准。
尽管不断有学者在跟进利基政党的研究，但是直到目前学界还没有对利基政党的定义、规模和范围形成共识，而在无意间也冲击了西方政党的主流概念范式。这种冲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利基政党冲击了主流政党概念范式中的选举要素。在众多政党政治研究者的认识中，政党是与选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唐斯、史莱辛格、爱泼斯坦等人的政党定义提醒我们，政党的主要功能在于使选举运行起来和占据公职。然而，在利基政党的定义中，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赢得选举的因素。西方学者是在政党竞争的语境下讨论利基政党的，他们几乎都在定义中有意忽视了利基政党与赢得选举的联系。因为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利基政党对传统政党政治的挑战和冲击。这种挑战可以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可以体现在议题上，也可以体现在立法过程中。利基政党作为政党要参与政党竞争，但是不以赢得大选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目标。政党竞争与选举竞争是不同的。主流政党普遍希望能够从大选中获胜，为此往往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更加看重的是选举竞争及其结果。而利基政党则比较“克制”，他们不会为了选票而改变自己的政党纲领和竞争策略。利基政党的重点是参与政党竞争，而非赢得选举竞争。虽然利基政党不以赢得大选作为最高目标，但是利基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在进一步扩大。在很多国家，绿党成员不仅在选举中不断取得好成绩，而且还成功担任了个别地区的领导人。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的整体表现也非常抢眼，席位获得了大规模的增长。
其次，利基政党冲击了主流政党概念范式中的国家主义要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为普遍化的政党模式是群众型政党和全方位政党。这两种模式都是传统的以阶级为指向的政治生态下的产物。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政党与社会的不断“脱钩”，主流政党为了生存和发展开始向国家靠拢。在这种背景下，卡特尔政党开始出现和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主流政党已经成了国家的一部分。理查德·卡茨和彼得·梅尔指出，卡特尔政党参与政治的首要目标不是为了改善社会，而是“以政治为业”。政党内的精英阶层是专业的政治从业者，参与政治本身就像其他职业一样变成了他们的职业。而这种转变的危险在于政党对社会的回应变得缓慢甚至麻木。例如，环境保护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社会议题，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获得主流政党的足够重视。而脱胎于环保运动的绿党却旗帜鲜明地以环境保护作为参与政党竞争的核心议题。利基政党的兴起代表了与主流政党卡特尔化趋势所不同的“再社会化”。通过积极回应被主流政党所忽视的社会需求而参与政党竞争凸显了利基政党对传统政党概念国家中心主义的背离，是政党与社会“脱钩”之后寻求再次“搭钩”的开端。
最后，利基政党凸显了主流政党概念范式中治理的缺位。利基政党往往倡导明确且集中的社会议题，以实现积极的社会改造和推进国家治理为目的。无论是推行环保的绿党，还是排斥移民的极右翼政党，这些政党能够兴起都是以改变社会治理的状态作为基础，而不是以选举胜利作为基础。在主流政党概念范式中，政党与治理的关系被有意淡化了。治理要素的缺位凸显了主流政党概念范式中工具理性的兴盛和价值理性的式微。政党赢得选举从而上台执政不是终点，最为重要的是治国理政，是解决社会治理的难题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利基政党的概念之所以强调与主流政党所不同的意识形态、议题、话语，就是因为西方的社会治理出现了问题。西方主流政党对于国内出现的种种治理难题难辞其咎。利基政党尽管规模比主流政党要小，但是它们在推动社会治理改革上的动能和意愿却比主流政党大得多。
四、21世纪的政党概念能否超越“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主导下的政党概念以选举作为重要的理论支点。政党的活动也是围绕着选举而展开的。在实践层面，西方学者最为关注的是政党在获得执政合法性的过程中而开展的竞争。当然，并不是每个政党都会参与这个竞争。比如利基政党不把上台执政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因而它们参与这个维度的竞争，也并不会像其他政党那样投入极大的资源。利基政党的存在和发展在过去30多年间一直在西方的政党中显得比较另类。但是利基政党的存在启示我们政党除了选举还应该具有其他重要的意义。在21世纪，政党概念应该吸取更多的要素，尤其需要把治理作为自身重要的理论支点，即理解政党不能脱离国家和社会治理。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能够看到西方学者对政党的定义没有充分考虑到治理的要素。进入到21世纪，治理失效和治理不足成为各国都要面对的问题。环境污染、收入差距扩大、经济下行的压力在考验着各国政府尤其是执政党。与此同时，新的问题还在不断出现。全球变暖在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面对这些难题，政党必须有所作为。因为在民族国家内部，没有任何组织能够比政党更加有能力带来改变。因此，我们对政党的认识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选举。利基政党的发展启示我们需要从现代性和后现代的视角来思考政党的当代使命。欧洲中心论下的政党概念范式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学术界也需要从更加开放和宽广的视角来理解今天的政党和政党的意义。
作者信息
张春满，1988年生，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
文章原载：
政党概念的“大西洋分歧”与利基政党对传统政党概念范式的冲击，《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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